撰文／陳曉天
台灣飽受詬病的司法病灶有二，一是所謂的有錢判生，無錢判死，二是程序冗長，拖到海枯石爛。從扁政府時代高唱司法改革以來，二十年過去了，上述毛病弊絕風清了嗎？不幸得很，答案是沒有。
所謂葉落知秋，當你在床上發現一隻蟑螂，那麼就可以合理推測，房間裡已有十隻蟑螂。那麼台灣司法環境有多黑暗呢？可以從屏東一件政治操縱下的訴訟看出端倪。
先看一個時代大背景，西元2000年，台灣完成了首次政黨輪替，同年大法官會議做出509號釋憲文，這是台灣邁向民主自由劃時代的壯舉，文本中有一段精髓擲地有聲：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…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，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，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，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，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，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，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。」
這段文字有兩個重點，一是肯認言論自由是民主法治的基石，刑法妨害名譽罪不能擴張解釋，侵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；二是當事人主張名譽受，需自負舉證責任，不能證明為「故意」者不罰，法院亦有發現真實的義務。
這也就是說，凡是涉及公共利益，可受公評之事項，有合理確信其為真實者，就不能以刑法誹謗罪相繩，有了這張憲法保護傘，第四權才得以確保，貪污腐敗才無所遁形，政治才得以清明。
然而，法律是死的，黑心政客是活的，他們總能想方設法找漏洞，利用權力操弄司法，掩飾罪行打壓異己。最常見的手法，就是跳過條件較嚴苛的刑事訴訟，透過較寬鬆民事求償，利用權力或財勢不對等，達到嚇阻或打壓異議的目的，其先決條件就是要有不肖法官逢迎配合。
在進入本題之前，先看台北地方法院最新一個判例，就可以窺見民事判決如何影響刑事認定，間接挫傷了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。2019年＜反滲透法＞立法前夕，＜上報＞刊登了一篇「不爽反滲透法三讀 中國渉台系統爆動員＜中時＞停刊抗議＞的報導，＜中時＞以遭抹紅提告誹謗，台北地檢署審理後以可受公評為由裁定不起訴，但＜中時＞另提民事損害求償，民庭法官卻不採信北檢不起訴理由，逕稱依比例原則認定「刑事與民事不必有相同標準」，判決被告應賠償20萬元，顯然認定了「名譽侵權的標準，可以低於509號釋憲文的意旨」，引起了法界很大的爭論。
民、刑認定扞格抵觸，＜上報＞認為這無異是把言論自由砍掉一半，壓縮了新聞自由的空間，不利台灣民主健康發展，堅決上訴中。然而這個判例，比起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的一件荒謬判例，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事情是這樣的，屏東縣長潘孟安提告前立委梁牧養妨害名譽一案，屏東地檢署109年2月26日受理至今兩年又三個月了，始終未作出裁定，已經締造司法史上怠職的紀錄。另一方面，民事求償案卻大抄近路，火速判決被告應賠償潘孟安名譽損害180萬元，並於四大報刊登道歉啟事，費用至少120萬元。（此案的荒謬性，詳見後文分解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