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／韓飛
生存權是與生俱來的最基本人權，應該得到法律最優先的保障，這是文明與野蠻的根本區別。文明社會一切依法而治，而野蠻社會則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。
台灣無疑已經是一個文明社會，遺憾的是，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庭審判長李昭彥法官，最近卻創造了一個惡性判例，使得法律淪為有錢人的犯罪工具，為司法改革做了一次最壞的負面示範。
事情肇始於練台生利用繼女林佳霖為人頭，在屏東車城鄉非法購買炒作農牧用地，在與經營馬場的前立委梁牧養進行「優先承買權」訴訟期間，自恃財雄勢大，逕以所謂「拆屋還地」濫訴手段，企圖以優勢的財力，達到掠奪他人家園財產的目的。
然而在土地所有權歸屬尚未有定論之時，李法官竟然判准拆除他人合法擁有的地上權建物，此例一開，無疑是在給有錢人充當打手保鑣，法律則成了作惡的工具，這是對人民財產的惡意侵害。
撇開艱澀的法理爭論，這個道理其實也很淺顯明白，當政府基於公眾利益的需要徵收人民土地從事建設時，對地上權必須有合理的補償，也必須做好妥善的安置計劃，例如知名的「紅毛港遷村」事件等，即使像共產黨這樣的專制政權，在興建三峽大壩時，也知道要先安置上百萬的淹沒區居民。如今土地該是誰的都還不知道，李法官竟准許練台生可以強拆他人的家園，豈非比共產黨更土匪？
這裡先為讀者釐清一個法律上的概念：「優先承買權」被廣泛的導入＜土地法＞、＜農業法＞、＜民法物權篇＞及＜耕地三七五條例＞中，對農民具有農地優先承買權的保障尤為重要，所保障的對象有二：一是「基於租賃、地上權關係者。」二是「基於共有關係者」。
立法意旨主要在保障永續經營，舉例而言，農民承租農地種植果樹，十年才有收成，地主如果在五年即收回土地或轉賣他人，承租人付出的投資與勞務豈非盡付水流？
因此，政府乃以立法手段，保障土地承租人的財產權不被財力較雄厚者侵奪，主要的法律依據有以下四款：（１）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：租用基地建築，出租人出賣基地時，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。（２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：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（３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：耕地出賣或出典時，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，出租人應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。（４）土地法第107條第1項：出租人出賣或出典耕地時，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 先承買或承典之權。
梁牧養承租農地經營馬場，係屬不定期契約，十七年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目前已不止是數十匹馬的繁育基地，也是家人與員工安身立命之所在。而練台生則是基於炒作土地的目的，勾結土地代書蘇喬英，以偽造文書手段非法購買農地，潘孟安再以公權力配合打壓迫遷，這是不折不扣的結夥搶刼行為。
@原載＜火大爆報＞第64期 110.09.14
